“时间的边缘——2019湾区当代艺术联展”学术研讨会
发布时间 : 2019-05-04 15:30:00
5月4日下午3点，“时间的边缘——2019湾区当代艺术联展”艺术沙龙在深圳祥山艺术馆热烈举行，多位著名批评家、策展人和艺术家共同参与，旨在探讨当代艺术在湾区发展的现状与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沙龙现场
祥山艺术馆副馆长、策展人 郭贇：这次展览没有开幕式，我试图做一个这样的沙龙，跟大家一起探讨湾区艺术生态的发展，尤其是深圳的艺术生态。展览为什么叫“时间的边缘”，因为深圳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是中国比较靠近边缘的一个地带，但这个“边缘”不是一个地理概念。从时间上来说，深圳过了这么多年的积累沉淀，可能到达了一个时间节点。如果从比较形象化来讲述的话，它其实也是一个时代的边缘，它可能是另外一个时代的起点，也可能是一个时代的落幕。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这次展览我也恰巧选了这个日子，也有很多衍生的意义。深圳本身是一个年轻的城市，展览本身也是一群年轻的艺术家参与。一百年前五四运动的一帮青年学生，他们做的一些事情，也是满腔热血和激情的。五四运动对于文化下衍生出来的一些意义，都有非常多去值得探讨的空间，它在文化意义上来说，可能也是一个转折，因为新文化运动也好，或者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新的意识形态，可能有的人会把它当作一个启蒙运动，现在百年之后我们的青年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这都是值得探讨的。
关于“湾区”的概念，当时做这个展览的时候，为什么叫“湾区”而不叫“深圳”，因为我觉得深圳的概念首先是从地理范围上说的，它可能就是一座城，相对区域比较小，它多少带有政治或经济的色彩。我所说的“湾区”是海湾这个城市带，很多城市都可以把它划到一个区域里面，包括广州、东莞或周边城市，很多艺术家都是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的。这个展览，不仅仅局限于深圳的艺术家，有可能以后也会纳入广州、东莞等其它区域的艺术家，所以它是一个更大区域化的概念，我不希望它融入一些政治或者是经济色彩。当很多人提到深圳艺术的时候，可能没有太多“深圳艺术”的概念，我当时看沈丕基老师的文章中提到的深圳“大芬后遗症”，还有其它“文化沙漠”的概念等等，我不希望展览把这些东西导进去，我希望它是更加接近于纯粹，从艺术上去讨论的一个概念，所以我大概是从这样的角度来提“湾区当代艺术家联展”。
批评家 李耀：作为都关注深圳艺术生态的人，或者说希望推动和改善这种生态的人，我觉得这个活动是有一点道义在里面，毕竟做相似的东西。事实上我也看了策展人关于展览的主题论述，经历了波折，是一个与意识形态的冲突。回到“时间的边缘”和“2019湾区当代艺术家联展”的主题上，我觉得这可以作为今天讨论的一个切入点。为什么今天要把展览叫“湾区当代艺术家联展”，而不是“深圳当代艺术家联展”，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本次展览大多数的艺术家都是把工作的重点落在深圳的，或者说这里边有深二代，有我们第一代的新移民，也有资深的前辈。我来深圳工作只有三年的时间，对我来说，“湾区”是一个特别晚进入的概念，可能是在最近两年才经过权利、经过中央到地方的规划系统，或者说是一个特别意识形态的系统给它的重新定位或重新出发。从这个角度来说，回应主题“时间的边缘”是可以成立的。把整个传统珠三角的地理概念去定义成“大湾区”，但这个“大湾区”是一个大的概念，而不是说特指深圳。今天我们可以在某种意义上，从对于“深圳”和“湾区”两个概念的澄清和阐述开始去进入这个展览，然后提供一个背景，就是我们大家是怎样进入深圳、怎样去理解湾区的，今天这个展览到底是“深圳当代艺术联展”还是“湾区当代艺术联展”，这是不是可以构成我们讨论的出发点？
南都记者、诗人 谢湘南：就这个展览的概念来说，可能有一些内在的冲突，比如说“时间”、“边缘”、“湾区”的概念。湾区其实是一个很意识形态的词，它是中央制定的驱动经济的概念，是政府整个所谓的禁止性意识形态下驱动的一个经济的与经济发展有关的更大的一个概念。如何把这个意识形态的概念融合在展览里，这在策展的时候需要思考的问题。在座的参展艺术家更多是在深圳这个地方，如何从艺术家的角度、从展品的角度、从深圳的角度看湾区，这样可能会形成某种概念的融动，或者是使它的冲突更加地显现出来，然后去消解它，会有两个方向。再谈“时间”的概念，今年是五四运动的一百年，也存在很多时间节点，今年也是深圳建市40年、建国70周年。如果从政府或者从湾区的角度来看，时间的概念也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它是可以成立的，所谓的时间节点就看怎么样去理解它，怎样去解释、诠释它。当然，艺术家创作肯定是比较独立的，但从一个展览本身来说，这样去确立它的主题确实有很多层面需要去思考和探讨，一是你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对作品层面的梳理，包括对展示手法的梳理、对整个所谓的与意识形态冲突的梳理。还有“边缘”这个关键词，我觉得也是很冲突的一个概念。为什么呢？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它对深圳的定位就是去年刚刚提出的一个所谓成为全球区域文化中心，“全球区域文化中心”这个概念的提出，是深圳未来的一个大的规划方向，如何让它成为所谓的文化中心，如何从全世界范围内全球的视角来看待这个文化中心，这是非常宏大的野心。今天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深圳的未来走向，一个文化发展上的野心。策展人提到“边缘”，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怎样去让边缘变成中心，这两个概念其实是冲突的，我们怎样去在展览上有所呈现？这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我认为需要去理清三个概念，“时间”、“边缘”或者“湾区”，当然我现在也只是泛泛而谈，怎样去从一个展览进行梳理确实是有必要的。艺术家创作都会有自身的特点，但也需要从一个大的环境来思考，就是自己的创作与大环境的关系，不是呼应，你的作品在大的背景下怎样展现价值，是需要艺术家从自身创作与环境结合来思考的一个问题。
雕塑艺术家 戴耘：我来深圳时间大概有二十年，最早跟沈丕基、黄佳老师一起做展览。当时感觉想找一个合适的场地都难，刚开始是一个老的仓库，现在的条件比原来好了很多，各种展馆、场地，尤其最近四、五年深圳发展很快，包括画廊。但我觉得越是这样，对艺术家提出的要求越高。二十年前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有点草莽的背景，大家都来自全国各地，在深圳时间也不长，今天我特别想了解一下更年轻的一代深圳艺术家，他们有可能是在深圳长大的深二代，或者是在深圳上了高中出国留学回来的，他们应该更多地用作品来体现深圳当下的一些状态，这也间接地回答了策展人和湘南说的艺术家的作品怎么样体现了关于中心和边缘的冲突，或者是所谓的全球化和区域文化。刚才谈到的“湾区”概念，这样一个政府主导的概念，对艺术家个体来讲，究竟有多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不是有效？这是我比较关注的。
姚斯青：我是从去年开始关注深圳的，还处于慢慢观察的一个过程。就本次展览而言，我也是看了策展人的前言，暗中有一种期待。在这个理论建构里，有一个有趣的点是我比较赞同的，就是在所谓时间的边缘上，你试图去改变这种官方的当代史叙述，可能对深圳有一个边缘化的处理，因为它是以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两个是同时建构起来的一种地缘政治，在北京这个地方看过来的话，深圳确实显得边缘性。你也可能在努力打破这样一种历史叙述方式，在当代艺术史的书写里也经常把北京作为发声的中心点，我感觉到你是想把深圳的这种比较野生但又不太被关注的多样性提出来，然后看是否有一种对官方叙事的去中心化的处理，我觉得这个努力是值得尝试的。在具体的展览呈现上看，可能稍微弱了一点，因为你也提到说要对深圳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概念进行梳理，也就意味着你的展览可能围绕着艺术家对深圳的在地经验，他们对城市文化的一个反馈，回到这样的中心来组织这个展览会显得针对性更强、更集中，但目前来看，它更像是对这种多样性的一个呈现。
批评家 徐乔斯：做这个展览让我感觉你对深圳态度是很不明确、很暧昧的。在艺术国际上我们沟通的时候，我会觉得你是旁观者清，但是有时候我觉得你来了以后是当局者迷。今天深圳可能发展到一个阶段，包括艺术的资源、艺术家和许多博览会的条件，大家的关注度变高的时候，我觉得有必要去认真讨论跟梳理一下。今天，看到主题是“湾区”，我会觉得为什么我们不可以非常明确地去树立“深圳”这个词，我们在回避什么？为什么艺术家不可以很自然地说出“我是深圳的艺术家”？难道只有在一年一度艺术深圳的时候，“深圳”才是成立的吗？这似乎有一种不自信。某种程度上使用“湾区”这个词是可以的，但在今天看到艺术家的作品在这样的一个展览环境里，它就显得有点模糊。我觉得深圳是可以被拿出来认真讨论的，到今天为止，深一代也好，深二代也好。我算是深二代了，1992年我随父母来到深圳，我现在梳理小时候的记忆，发现很早就接触到一些舶来品，比如雀巢咖啡、雀巢奶粉，像这些东西当时在内地是没有的，当时国门被打开，经济发展的特殊历史性被当时很多艺术家记录下来了，包括一些当时从事波普的艺术家，深圳的文化跟艺术起步也是这样的一种引进形式。说到中心与区域的问题，现在看深圳，我反而不会想到经济，我不会想到经济特区。“湾区”这个词我就想到有经济的感觉，整个大湾区相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区域，但深圳相对大湾区来说肯定是一个中心，那么它就有了一个可以被讨论的坐标点。再说艺术史与艺术家的写作问题，刚才提到艺术家在时代中的创作，最后艺术史会形成一个结论——他在什么时候做了什么事，这个是很重要的。但作为艺术史的历史意识去考察的话，艺术家在某个时间段为什么要这么做更值得讨论。大家都知道今年叶永青的创作事件，有时候我会想，可能是我们对90年代的这种上下文的关系没有认真地梳理清楚，在当时的行为去做跟我们今天去理解这个行为是绝对是不一样的，它没有被阐释，它在今天就变成了今天的理解，所以艺术史永远是要在写作的时候去考虑语境的问题。
艺术家 黄佳：展览题目选择“湾区”这个词，原因可能是郭赟刚来到深圳，他想做一些事情，因为现在深圳双年展、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等这类展览太多了。“湾区”是他的一个策略，同时也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也许是他还没有一个强大的基础，或者一个背景作为支撑，但至少我们关注到了这个展览。这次展览的转发力度很大，说明它得到了认可。郭赟刚来到深圳，能把深圳以内华侨城、鳌湖、梧桐山的现象观察的很透彻，他可能要把文博宫做出一点局势。文博宫在过去给人感觉不是一个做当代艺术的地方，它是一个文化市场，就像深圳的初级阶段一样。深圳到今天之所以能够让北上广的艺术家关注到，是这一二十多年来早期一起做展览的艺术家和画廊的贡献，当然艺术能够发展到今天，也与深圳的经济发展有关，这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局势。加上香港巴塞尔对深圳起到很好的推进作用，这就像你讲的时间节点，北京也正好需要把很多艺术家分散，所以深圳如果是从湾区看来，已经有很多好的艺术家，但是深圳的艺术，包括现在出现的很多画廊，如华侨城这几年能够活跃，就是因为把外来的艺术家带来了。我们最早一批做艺术展览的，很多都是往外走的，现在都回归到深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节点。关于这个展览，名字取大了一点，因为就算是深圳也不足以概括深圳。深圳不缺艺术家，缺乏的是思考，作品该怎么呈现，这才是重要的。艺术家真正要做的是落到实际，对展览质量的要求、自身作品的呈现，以及对策展人要求整体的展呈质量，我们要怎么去搭配，和展览主题形成一个总概念的互动。每个艺术家都属于独立的个体，我们现在看艺术史，已经有很多人开始在写深圳，我观察了一下，这些人都还不是在深圳呆得久的人。艺术家之间有些会被打上标签——你是深圳本土艺术家，其实深圳本土艺术家也不是深圳的人，但就是因为这个概念出来以后，他就觉得你没有在北京发生，你就不是一个全国的艺术家，你没有在纽约发生，你就不是世界的艺术家，这其实都是不正常的。“叶永青事件”以后，这是一个很好的节点，它成立了一个洗牌的过程，很多人都会诚心来看待艺术家，因为我们的艺术不断发展。博览会、双年展的推出使很多艺术家的价格就越来越高，年轻艺术家也好，老艺术家也好，感觉都处于一种长期的兴奋点，他们已经忘记艺术这个事，到达了一种争先恐后地刷存在感，急功近利，或者说这是一种快餐文化，如果我不抓住这个节点，我就出不来。作为艺术家，我们也要冷静对待一些问题。北京很多批评家都参与大型的博览会、双年展，轰轰烈烈，但他们既没有推出一个流派，也没有推出一个艺术家，相反为什么在八五时期到现在之前能够推出那么多艺术家，因为当时大家也没想到流派，就是一股热情做艺术。在深圳也一样，这么多艺术家，我们应该是自信的，我们应该思考怎么突破，怎么去做好艺术这件事。
沈丕基：对于深圳，我觉得还没法去聊很多严肃的问题。对我个人艺术家的身份来讲，还是要不断地发生，我是一直用一种顺其自然的方式在做作品。整个深圳其实不大，一直以来都非常熟悉，大家经常会碰面，这就是深圳目前的状态。但具体它会发展到什么样，我觉得还需要时间。
邓春儒：就不要谈贡献嘛，谈做好自己就可以了。深圳本身就是一座移民的城市，像我们本地人说五六十万人口，它肯定是要外来人群慢慢建立起这个系统的。深圳挺好的，每个人都做自己的，想吃啥吃啥，想玩啥玩啥，都很不错。
文夏：从深圳艺术的角度来说，不是因为我们把它定为深圳、大湾区或者其它的概念，它就会变得怎么样，而是因为深圳的艺术家或者一些艺术事件，它真的成立了之后，去形成自己所谓的城镇意义。我不知道大家关不关注一些更多与艺术无关的东西，，现在年轻人的生活，包括很多人提出我们未来的这种无质化、缺质化的时代，还有最近一段时间网上关于百度李彦宏当选院士的一个争论事件，它背后反映了很多东西。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我们一直讲“深圳”和“湾区”，这两个概念的核心就是经济问题，经济在艺术里面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或者说它有什么意义？我们看中国很多经济好的地方，它一定是能更好地进行艺术发展。我在南京美术馆时，也讨论过是不是我们把各种各样的艺术家、策展人凑到一起，把他们的作品做到一起，通过不同的拼凑做成一锅菜，它就成了一个展览？我觉得这是大家可以思考的。艺术家只是把他们的作品拿过去，然后策展人根据自己的想法或者思路把它拼成一个线路，呈现一个展览。当然，当代艺术展览跟博物馆有很大的区别。我觉得当代艺术的展览更多像散文和诗歌，它不像博物馆的展览，会把那么多明确的信息，以及非常详细的发现发掘考古和时代交代得那么清楚。它更多地强调作为观者、观众自身的经验, 它是需要去欣赏。博物馆展览更像说明文、议论文。所以我们在讨论很多问题的时候，对深圳整个未来而言，我觉得是会好。只是从艺术家的角度出发，它必然是一个个人事件。刚才一直提到时代或者流派，或者说大家做了很多大的展览，或者各种各样的策展人做出了非常有影响力的东西，放到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来看，与互联网、APP那些流量的东西是无法比较的。刚才讨论的“无质化的时代”可能就不需要去思考，它看图像就够，这已经是图像时代了，我们光刷手机，稍微看一看数据就知道现在的人大量时间花在手机上，花在可以侵蚀你时间的各种各样的地方。我们也是图像，艺术家做的东西可以是综合的，可以是图像，是装置，是各样各种各样形式的。对于任何一个观众和受众而言，假如我们的作品是为了某个人或某一群人而创作，或者是我们自己想要表达什么东西，它必然会有一个观点，那么作为一个艺术家，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我们的角度去考虑更大方面的问题。包括我一直做美术馆这种文化场馆，我们的对手从来不是其它的美术馆。商业里面所谓的对标，更多的是娱乐，是娱乐化的时代，是娱乐至死的时代。我们要更多地去考虑更加深远和未来发展的问题，因为从经济角度来说，北上广深这种在中国是毋庸置疑的，都会有很好的发展，只是它会有各自的差异性，站在更远的角度来看这方面的问题，我觉得对于艺术家和策展人，包括批评家的考虑会更有长远性。
骆太生：我们开始提到“湾区当代联展”，湾区是什么？湾区不就是珠三角一带嘛，郭赟在珠三角这个范围之内选了几位艺术家，他认为这几位艺术家适合 “时间的边缘”这个词汇，并不是针对政治，或者说这几位艺术家就概括了湾区当代艺术的整个生态。我觉得艺术家不一定非得要反映社会学，反映社会现象。艺术家可以有很多形式，可以很个人，完全的个人自由主义。这次讨论针对“时间的边缘”这个词的话，可能更加有意思。参展的艺术家们有些什么样的共性？策展人选艺术家，就好像时间去选历史一样，历史所有的事件、所有的结果造成都不是由当下决定的，而是经过多年以后最终由时间去筛选出来的。对于我的作品，我喜欢在哲学或是历史里去找东西，在内容上去寻找，因为我对当下完全不感兴趣，艺术家就是要闭门造车，就是要脱离生活，艺术它本来就是脱离生活的。这可能跟个人的知识结构，与人的阅读等很多东西有关。我特别喜欢历史，在历史中去反思人的境遇，这可能与时间是有关系的。另外，关于艺术语言，架上绘画它本身早就已经过时了，但它会一直走下去，因为它本来就是完全从艺术里面独立出来的一个形态，你不能拿装置去做一个行业，就好像你做音乐、写剧本、写小说，非得跟电影拉到一块去，它们有关系，但你不能用电影语言去谈论小说，你不能用装置的思维模式去看待绘画。绘画有它独特的语言，说白了，绘画最基本的语言就是痕迹，用不同的痕迹去表达你认为恰当的东西，在那个恰当的点，它能感染到别人，这就是好的作品。有时候评论家特别善于在不同的艺术媒介里去找一种所谓的共性，去找到一个逻辑，从绘画的角度来说，它是毫无逻辑可言的。
沈周来：看我当时对绘画的理解，或者是我认知到的东西，可能我需要通过快速地把它阐述出来。
徐文：经常有人会说起一个问题，中国艺术家欠缺一个基本能力，当然这是从世界角度，就是艺术家能不能用英文三分钟把自己的作品说清楚，让美术馆馆长、策展人边看边产生兴趣。先不说我们中国年轻艺术家，有很多不年轻的艺术家也做不到三分钟把自己作品说清楚，这件事是应该要自己去朝向的一个技能。今天的展览，让大家有机会在这个平台上产生交流，我觉得这本身很重要。很多人在质疑“大湾区”这个话题，这的确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这个话题是避不开的。“湾区”概念的产生会影响到深圳，影响到我们。深圳会变得更富有，会吸引更多新的技术、新的科技、新的人才聚集在这里。经济高度发达，文化一定会得到发展，任何地方都一样。除了德国分散些，任何国家都是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深圳当然有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作为本地的艺术家，第一，面临很大机遇；第二，面临很大挑战。近年来深圳聚集了很多从别的地方过来的人，不光是中国，甚至从世界各地。像国外可能也有艺术家加工的东西在深圳，他们也会来深圳，但跟深圳还没有发生关系，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关系一定会发生，所以我们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但同时也带来了机遇，这是并存的。我一直坚信相信，现在亚洲的当代艺术商业和交易各方面不用说，未来深圳、香港——香港来说，它虽然很厉害，但也有不足的地方；深圳也有很多要弥补的地方，深圳、香港以后肯定越来越一体化，这个时间不知道多久，但我相信这一天会到来。聚焦回自己的作品，通过你对生命、对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多看书多学习，多走多跑，找到自己独有的语言。
张碧霄：我也不是学画画出身的。做新媒体这一块，等于说是一种选择。我也不会去定义什么，就像刚才黄老师说，本身生活在这个时代当中，这种夹缝中，已经是这种境况。我不是一个特别去定位自己的人，一开始可能我会纠结。什么是深圳人？深圳人的定义，就是它挺“漂”的。我虽说是深二代，但我老家是东北的，我又去了国外，再就去了香港，在哪一种语境里面，我都不是百分之百的。可能以前会考虑说我到底是什么，到底怎么办？后来反而就这样，就是在这种夹缝里面的状态。
赵博雅：我老家是湖南的，关于我是深圳人的说法是我到广州读书以后。我在广州读书的时候，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是深圳或者怎么样，身边人都来自全国各地，但大家不会去强调我是一个深圳人，说得更多的可能你是在盐田，你是盐田人。我们在这个地方，可能就会说得更具体一点。到了广州读书之后，别人才告诉我“噢！你是深圳的艺术家”，这个词就经常被提起来。2018年我毕业回深圳之后，就有很多人跟我说“你是深圳艺术家”，郭策也会问“你怎么看待深圳的艺术圈，还有艺术生态的？”我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但我们作为生产作品的人是不会去想这些的，我们只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周金华：我是最近才到深圳的，以前来深圳呆过两年，那时候还不是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身份。大学刚毕业，作为一个工作者的身份。到了深圳之后，大家反复强调“深圳”的概念，我觉得好像也没太多必要。之所以大家选择这个地方至少是有一个共性的，也许原因不一样，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我们到了这里。我们更多地应该考虑结果和做事情本身，每个人的个体差异是很大的，我们没有必要在一种宏观的场面去讨论这个问题，可以谈艺术家对自身作品的创作态度。以前在北京，关于这个场域是很自然的，作为首都的这种气场，会影响到人的潜意识，做作品的时候自然会变得宏观一些。在这里第一提到“边缘”问题，实际上“边缘”相对于不管是文化、经济，或是地域，它可能就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我对地域的强调。就我自身来说，感受不是特别深，应该先做一做，边做边看。我的这些作品的确和以前差别很大，这并不是说我是对某些东西妥协，因为你的人生除了宏观的、宏大的，还应该有精细的、微小的；有深刻体验，也有惊鸿一瞥；甚至于微风吹过你的脸产生毛孔收缩的感觉，这些至少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它都是有意义的。作为很小的一个系列，它其实都存在，它属于你身体的一个部分，属于你生命里面的一个部分。
郭贇：每个地方的艺术家多少都会有些共性，包括深圳的艺术家，北京艺术家也不会说自己是北京人，外地人去到北京，他也不谈在北京怎么样，他们很多时候都只谈艺术而已，或者说要么不谈艺术了，要么就只喝酒，或者是自己玩自己的。但是深圳相对来说，可能更加关注宏大叙事或者更加宏观一点的东西，即使他们的作品是在做一些微观描述性的东西，但还是有宏观性在里面。就好像我们回过头去看文人画，文人画虽然说我们觉得它是出世的，这种出世反而又包含入世的想法，这都是可以去探讨的。回到“湾区”或者深圳艺术家，他们更多的还是关注自己的内心，从个人的情感或者经验出发，我个人认为是这样一个脉络和线索。比如周金华从北京到深圳之后，我发现他在北京关注的社会学的东西非常有力量，甚至让我感到震撼，但他来到深圳之后，他反而把它抛弃掉，更加接地气，这个比较有意思。因为人可能始终在适应环境，或者说因环境而改变一些东西。很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艺术家，他们在国外做作品与在国内做作品还是有区别的，有差异性。比如张碧霄的作品，我第一感觉是形式感会比较强，它不会有太多社会性或是宏大的东西，这可能就是她自己都内心。深圳的艺术家当然也可以，刚才说骆太生的作品画得很快，但这个快与慢是另外一个层面。徐乔斯从绘画语言上来讨论，语言也分很多种，比方说抽象，抽象在国外也有很多种，国外是欧洲的国外还是东南亚的国外，这都是不一样的，情境不一样。在中国，它可能更加接近于中国的国画，笔墨一路传承下来，说到笔墨，笔墨也有抽象，如实验水墨、现代水墨，这都应该去分开讨论。那么一个展览，我个人的话，可能只谈到其中的某一点，如果是大家一起来探讨，可能会形成更多有意思的东西。刚才徐文说的一句话我特别赞同，就是我们只要做就好了，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我们做得太少了。像我本身做理论或者做策展，其实我有更多应该可以去做，甚至有很多想法到最后都没有实现，但我认为还是应该一直去坚持，艺术也是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