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8日下午，“楚材晋用——湖北当代艺术展”在祥山艺术馆开幕并举行了学术研讨会，皮道坚、孙振华、王端廷等批评家与策展人段君及艺术家代表出席了会议，就“湖北艺术家群体的共性和研究价值”、“疫情后的全球化”等核心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交流。
以下为研讨会文字实录：
段君
段君：身为湖北人的我今天十分激动，我先把展览的情况大概介绍一下。这次展览主要展示了湖北的这些大咖级艺术家们在外地所做出的成就，以及他们作品的现状和自身目前的创作状态。湖北的艺术还是很有特点的，有楚文化的那种内在的线索；到了其他地区，比如说徐坦老师在广州生活，还有方少华老师去了广州之后，创作上还是有比较大的变化。
孙振华
孙振华：这是我在疫情之后参加的第一个展览活动。经历了大半年的疫情后，对人生的很多东西应该看得更清晰一些了。今天看到大家都很安好地坐在这，心里就非常宽慰。在这个时候更加能够感受到作为生命的脆弱和有限，这种时候，就感到艺术的自由就显得特别重要。另外一个就是，在疫情的状态下，我们还是应该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今天过来，感到这个展览段君是动了心思的，其实这是湖北的老中青三代艺术家在武汉之外的一次大聚会。我突然想到了金庸的小说，有点像群英荟萃的感觉。在今年疫情之后大家能够在这样一个场合下聚集，非常感谢祥山艺术馆，感谢策展人段君和工作人员！
段君：感谢孙老师对我们湖北后辈的关注和期望。既然提到了年轻艺术家，我认为李燎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其实我一直很欣赏他的作品，他以往很多作品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大家都比较熟知的就是他到富士康的工厂去打工，然后赚了买一个iPad的钱他就出来了。这次的作品就是放置在门口旁的那堆手机，里面都是那种价值十几块的假手机模型，有接近500个。其中有一个机器在发出声音，就是武汉疫情期间那个“都是假的”声音，不论是表达我们武汉的现状，还是作品的强度，我都觉得非常足够。
李燎
李燎：这次以一个地域性的方式跟各位老师参与到一场展览中，我感到非常荣幸。说实话我自己做艺术的话，肯定是不太在意这种地域的看法，因为我一向的概念是：我活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生发的一个地方，生发的地方自然跟我生活所有的周边都是相关的。创作很久之后，偶尔出来看一下，比如说都从湖北出来的同事或者同仁，确实会发现有一定的关联性，它其实跟这种地域性产生的、从根上的对人影响的这种看法，确实又有点准确。比如说湖北的艺术家不像其他的地方的艺术家那样喜欢去组建一个帮派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而是大家都很特立独行的去做自己，大家都挺个性的。并且从我观察来看，都会生发一种比较野生的力量出来，这种野生力量在创作里面是特别重要的一种东西；它不是一种既定的经验、规则的存在，而是通过自身的努力或者观察，去达到一个自己认为好的一个状态。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纪录片，里面说湖北的这种地域的特性，我感觉跟这个展览就特别搭。它说湖北特别是武汉不只是九省通衢，而且在全中国的地理比例位置上——不是绝对的地理位置，它是一个绝对中心，湖北通过任何两个省都能到达另外一个省，这是只有湖北才有的，所以我觉得从这块地方出来的人可能就天生的可以做更多发散的一些事情。
方少华
方少华：湖北这个地方，各行各业都人才辈出，比方说有曾梵志这样，也有石冲、冷军、李邦耀老师那样的，在这个时间段提一下湖北这两个字，这很重要。湖北人在2020年经历了太多，心情的确很沉重，非常感谢段君让我们这些老老少少能够聚在一起。
王端廷
王端廷：这是疫情之后我第一次坐飞机出门参加学术活动。很多年之前我就倡议做一个题为“中国当代艺术鄂势力”的展览，把全国所有湖北籍的艺术家集中起来做一个展览，我估计规模一定非常可观，质量也一定也非常惊人。这次段君策划的是一个生活在湖北以外的湖北艺术家的展览，是湖北以外湖北艺术家的一次集体亮相。
湖北人在中国艺术界，不管是创作，还是史论，都是相当强的，这是大家公认的。中国当代艺术版图如果没有湖北人的话，绝对是不完整的。湖北当代艺术在全国的影响力也非常大，在各个门类、各个流派都有代表性人物，不管是油画还是雕塑，不管是装置还是行为，力量都很强。还有一个可喜的现象，就是湖北当代艺术的后备力量也非常强，像李燎、江安和葛宇路，他们这一批新秀的表现令人欣喜。
湖北当代艺术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不能算是一个流派，也不能说是一种风格。如果一定要把湖北当代艺术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那么只有从智商、能力和性格方面才能找到共同点。当然，湖北人的聪明早就闻名天下——“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这是对湖北人的美誉。
湖北当代艺术，作为一个地域性群体，从这些人的性格、思想观念及其成就等各方面，是可以也值得做很多事情——不管是展览还是学术研究。我也希望这样的展览和学术活动，不能完全是湖北人自己说自己，以后这样的展览活动，至少在研讨上，应该邀请湖北以外的批评家参加，旁观者的评判应该比较客观公正一些。我还希望展览中有现在仍然在湖北生活工作的艺术家参加，我更希望将来有机会将湖北当代艺术做成系列性的展览。
我曾经说过一个艺术家成就的大小取决于他的胸怀、视野和格局。如果一个艺术家仅仅关心他一个县里的事情的话，他可能只是一个县级艺术家。如果他仅仅关注他省里的事情，他肯定是个省级艺术家。湖北当代艺术家并不是地域性的群体，他们并非仅仅关心湖北这么一块地方的事情。事实上，湖北艺术家的眼界和视野都相当开阔，地域性乃至民族性在湖北艺术家的观念中是非常薄弱、非常淡化的，他们的艺术中体现出对整个国家乃至对整个世界和全人类的关怀，人们很难从湖北艺术家的作品中看出他是湖北人。国内很多地方的人，譬如开封人和西安人，跟外地人交谈时，往往一开口就自诩来自几朝古都，湖北人就没有把某种历史或地理特征作为自豪和骄傲的资本。如果一定要找出自豪的理由的话，湖北确实在交通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就是九省通衢，四通八达，这样的地理条件给湖北人带来了开阔的文化视野，但是湖北人并没有把这一点作为标榜自己的资本。实际上，从近代以来，湖北一直走在中国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化的前列，中国第一个现代兵工厂就建在武汉，“汉阳造”步枪无人不知。新中国建立以后，武汉一直是中国重要的重工业和轻工业基地，武汉钢铁厂、武汉重型机械厂和武汉锅炉厂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湖北在新科技产业发展这一块也是比较靠前的。湖北人宽阔的胸襟和广阔的视野是做任何事情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段君：这次展览没有请所有湖北籍艺术家，而是选了在外面拼搏的，这样的话大家的作品其实也比较明显，湖北人本地的文化传统与去了外地之后的和社会生活的这种结合，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于是就选择这样一个题材。我们这个研讨会我觉得很好，一方面有乡情，有理性；同时也有分析，有感性存在。
孙振华：这个展览咋一看，似乎包含着一个矛盾，矛盾在哪里呢？它一方面强调地域性，同时另一方面又在消解地域性。消解地域性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刚才段君讲了，参加展览的湖北当代艺术家恰好不是在湖北生活工作，是现在在外地的这些湖北艺术家，这其实是对展览名称“湖北当代艺术展”的一种消解。段君在他的前言里也说了，他说没有“湖北当代艺术”，我同意这个看法。所以一方面是湖北当代艺术展，同时又没有湖北当代艺术，参加的这些人主要是在外地的湖北人，或者曾经在湖北工作过的那些人；这种矛盾说明了什么？我觉得恰好这个展览的意义就在于它的矛盾。在疫情之前，我们的主流的话语可能就是全球化，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在一个算法的时代，在一个人工智能的时代，在一个生物工程的时代，我们甚至渴望实现永生的梦想。那个时候我们一片乐观，但是恰好在这个时候来了疫情，所以，我们又要反思了：我们口口声声所要追求的全球化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可不可以做到全球化？现在我们仍然不放弃全球化，反而是所谓一些发达国家开始怀疑全球化。事实上，我们的全球化在疫情中受到很大的检验，这个检验就是一个地域性的检验，我觉得这是特别反讽的一件事情。
疫情期间我个人“寸步难行”的经历说明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生活在一个假象里面；当一个巨大的灾难来临的时候，什么都不管用，口号永远是口号，当我们面对那种真实的地域歧视的时候，才发现口号的荒谬。如果我们不能平等的对待每个地区的百姓，没有考虑他们的尊严，谈什么全球化呢？这一次疫情中，你只要提湖北，就有一种很特别的意义。它把一个问题呈现出来，放大了。在疫情面前，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地方都是以我为主的；真正有一个灾难来临的时候，大家迅速的回到了人人自保的状态，回到一个尽可能小的圈子里，而且特别顾及自己的安全。从我个人的经历，从我个人的感受出发，我觉得这个展览特别有意义，它让我们重新来反思我是谁，我的文化认同，我的归宿。对我们来说，湖北意味着什么？是籍贯、是身份证号码、是出生地，还是你的工作所在地？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个展览的话题本身是很有意义的，它所具有的矛盾是个很合理的矛盾，是个特别有价值的矛盾。
我还想说，参加这个展览的艺术家群体和湖北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我觉得要分清一个东西，就是说作为一个艺术创造个体的“湖北”和作为一个地域文化心理的“湖北”，这两个“湖北”的区别。对一个艺术家个体来讲，我觉得湖北真是不重要，这点刚才我看艺术家的发言，大家都有认同。其实艺术家永远从个人的经历出发。他不会想，我是湖北人，湖北人有一个什么特征，那我创作就应该体现什么特征，不会的。从艺术创作的个体而言，他是抵抗这种所谓的地域性的，抵抗那种画地为牢、自我束缚的地域性。这和我们现在讲所谓民族性、东方性、民族本体等等一样，其中都有很多虚妄的、想象中的东西。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把“湖北”作为地域对艺术家个人创作的要求，而是把它看作一种观察角度和方法，把它看作一个地域文化对艺术家个体的熏陶和影响，这个“湖北”又是会起作用的。在一个地域，由于历史传统、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气候、地理，甚至饮食的作用，如果在这里生活时间长了，会不会形成一种地域的文化心理呢？我觉得可能会的，它会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它可能对艺术家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和对艺术家个体的创作要求是另一回事。
我个人理解湖北人，特别就艺术家而言，有几个显著特点：第一个就是比较勤奋、好动、闲不住、喜欢折腾，这是湖北人一个很重要的特点。第二个，湖北人还有一个特点，骨子里蔑视权威、不遵循道统，湖北人这个特点更强烈，艺术家尤其如此，表面上不一定都看得出来，其实他内心里谁都不服。最后一点，就我所接触的湖北艺术家而言，不管在湖北的，还是从湖北出来的艺术家，都比较善于思考，都比较喜欢读书。这样的人太多了，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他们读书很多，在理论上，比搞理论的人一点都不差，所以我觉得湖北艺术家好学深思，这一点给我印象深刻。
刘子建
刘子建：我觉得“楚材晋用”这个词用在这里，主要意指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批从湖北流失到广东的艺术家。这拨人有一半现在就在这里：华南师范大学的皮道坚、李邦耀，方少华、石磊，深圳雕塑院的孙振华，先到华南师范大学后到深圳大学的我。今天没来的有华南师范大学的杨国辛、先在华师后来去了北京的尚扬、广州美院的邵宏、郭润文和去世了的黄专、深圳美术馆的鲁虹、深圳画院的郑强、严善谆和后来去了北京的李世南。光这拨人的流向就值得研究，他们共同具有一个85新潮美术的背景和一定的影响力，当他们决意离开湖北时为什么选择的是广东？应该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看到，在那段时间里，国内任何一个省份的艺术家都没有出现湖北这样群体出走广东的现象。
我想“楚材晋用”潜台词是指新潮美术中湖北一拨在全国很有影响的艺术家，在—个特别的时间段里，迫于各种原因不得不离开武汉，之后他们便工作和生活在了他乡，从此他们的艺术和影响力就不再属于湖北。他们在客居地受到欢迎、得到尊重，这无异于给了他们的艺术一个新的舞台继续发挥能量，于是在他们的艺术不断获得到进展的同时，更是影响了当地艺术风气的形成，帮助和推动了当地艺术生态的发展。在我看来这便是“楚不用”、“晋用”有意思的地方。
我喜欢有故事的时代。湖北当代艺术家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大量的往外流，绝对就是个有意思的故事，但它的后面站着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就只能让故事说与你听了。但我肯定这个故事—定是要写到中国当代艺术史里面去的。所以我认为这个展览办得非常好。
石磊
石磊：段君把这个题目一发出来以后，给我的那种直接的感受特别强烈，实际上我感受到了现当代艺术之间出现的一个现象。比如在现代主义时期，巴黎很多艺术家都不是本地人，都是从欧洲其他国家汇聚而来，他们在艺术史上都是很牛的，十分有影响力的。那么到了纽约当代艺术这一块，其实很多也不是当地人，也是来自各地的人。
我的体验、个人创作的各种变化，这种动机都跟个人生活场景的变化有关系。我是从这个角度感受到这个题目对我的触动，因为你自己生活的地方肯定给你带来很多文化基因或者是一个背景上的影响。这样的体会在我身上特别明确。我是从河北来到了武汉，接触到了像皮老师、尚老师还有这么多艺术界的优秀的这些艺术家以后，把原来自己生活那种小范围，所有的东西跟另外一个东西产生一种碰撞或者是一种融合，想事情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发酵作用。我觉得尤其现当代艺术，可能是需要这样，在生活上或工作上要有一种迁徙，要有一种更新的东西去产生一种融合，带来一种艺术上的一个活跃也好，或者艺术的新的一种创造力，一种面貌。
徐乔斯
徐乔斯：刚才孙老师说我们谈论湖北的时候，可能作为一个个体的艺术家，我们不考虑这样的一个地域性，但是作为湖北地域会不会有一种整体的心理？事实上存在两个湖北。其实我们艺术史上还有一个湖北，它跟今天的关联是非常密切的，因为我们不可能脱离过去来看待今天，当然我觉得2020年就像临界点一样的一个年份，很多东西已经发展到了非常边缘的、就要断裂的、那种钢丝线上的感觉。
我记得当时86年刘子建老师你们有一个绘画的群体叫“JL”，展览的前言写的也是有点让人绝望，你们说黄昏已经到了：“我们怀着临行前的那种悲剧之心向你走来，黄昏已经到了，啊，他什么都没有失去，尽管他感觉到缺少。”刚才包括孙老师也提到了一个有关全球化的问题，事实上还有一个深圳的地域性的文化时差。其实我觉得深圳存在一种很特殊的情况，自从它被划为经济特区的时候，它就有了一个很特殊的使命，有人说深圳就像一个“特务城市”一样，它有一些很特殊的任务要去完成。文化方面可能兼顾的就没有那么多。在艺术上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从’85美术运动这边一路延续过来的火种，它有一个很高的起点，然后另一方面又看到一些自己一个人散落到这个城市的艺术家，他跟着这个城市一起成长、建设，他在没有任何的背景、来路，没有任何的可依靠的力量的情况下，他只有等到有一天可以随心所欲的从事艺术创作，才有条件成为一个艺术家。而这个时候的语境和环境已经改变了很多，所以我认为深圳在当代艺术这个系统里面它是有时差的，我们姑且把它称为深圳时间。像今年的整个疫情，大家都在反思全球化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对于80后90后来说，我们会觉得成长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全球化似乎是一个无比正确也正常的事情；我们打开手机，然后APP上订一张票，我们可以去任何的地方。但是早些年，全球化的进程中，生活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从去年我得知祥山艺术馆会做这个展览的时候，我就很高兴。我认为湖北艺术家群体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去研究的。这段历史的价值，这些艺术家的价值其实还没有被充分的体现出来。但我相信随着时间，随着我们年轻人多做点事情，随着我们工作的深入，我觉得这段历史还是需要有一个交代和书写的。
曹茂超
曹茂超：两年前郭馆长来祥山艺术馆做副馆长，然后就邀请我们这一帮策展人在这策划过一个展览 “异乡人——当代族群经验研究展”。当时那个展览和这个展览，其实我觉得在社会层面上有一个共享的背景。当时我们为什么要用“异乡人”这个词语，“异乡人”带给了我们什么启发？是什么让我们走出了我们的家乡？我们是丧家之犬，还是志在四方？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家族的因素推动了我们走向了外地？“楚材晋用”也是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有这么一个切入点还是可以放在一起探讨一下的。为什么这些湖北籍的艺术家，他们没有在湖北长期的去创作、去生存，却走向了全国，而且还都做出了非常好的一些成就。是因为湖北装不下他们？还是他们有非常大的雄韬伟略？还是说他们对所谓的一个小环境的不满？是一种出走？还是一种主动的开拓？这都是一个值得去思考的问题。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大环境正在讲一个内循环。我们一直在开放，我们改革开放了40年，我们要走出去，我们要和国际接轨，我们要进入全球化。但是现在我们面对了疫情之后，面对了外交的碰壁之后，我们要提出一个词“内循环”。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不留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湖北的艺术家往外走是做什么？如果本身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土壤上就可以创作很多东西，为什么还需要全球化？
郭赟
郭赟：我本身是湖南人，因为地理位置上与湖北比较近，跟湖北或者湖北人往来比较多，性格上也有相似之处，因此，一直有关注湖北艺术生态。印象中比较深刻的是“两湖潮流”（2009年广东美术馆“两湖潮流——湖北·湖南当代艺术展1985-2009”），湖南艺术圈经常提起这个展览，影响比较深远。
湖北、湖南基本上都属于楚文化，有很多的共性，就像刚才大家说的性格里面谁都不服这种。“两湖潮流”里湖南、湖北人也是各有各的不服。这种性格也体现在作品中，往往不拘一格而且勇于开拓。
相比较而言，似乎是湖南艺术家更加容易置入一个历史情境，而湖北艺术家从骨子里具有浪漫主义遗风。当然，形式上其实是没有局限的。我一直非常喜欢曾梵志老师画面中那种强烈的表现性色彩与线条，能感受到那种饱满的情绪，在这次展览中看到方少华老师的画后，我忽然想到原来是这样一个传承关系！从尚扬老师到李邦耀老师、杨国辛老师、石磊老师等，我觉得是有脉络可循的；但是这个脉络一方面是楚人性格内在的东西，骨子里面的东西，那种桀骜的性格就像李白的诗那样狂放——“我本楚狂人，凤歌笑九丘”，这种狂放我觉得是有浪漫主义的遗风的；另一方面，从语言上而言，方少华老师和曾梵志、石磊、杨国辛老师等都充满了表现主义的张力，这种语言上的张力其实也一直是中国当代艺术试图突破与探索的。
此外，作为馆方代表，十分感谢段君博士为本次展览所做的大量工作，感谢每一位参展艺术家和理论家对本次展览的鼎力支持。
刚才曹老师说到“异乡人”这个展览（异乡人——当代族群经验研究展），我认为我们所有人其实现在都是“异乡人”，是空间上的异乡人和文化上的异乡人，而外来艺术家跟本土艺术家的共同生长，才是一个地区艺术生态的良性成长状态。从到深圳拓荒的刘子建老师，到李燎、江安这一帮年轻艺术家，共同组成了深圳艺术的新生态。某种意义上，“异乡人”的展览也推动了祥山艺术馆的改造与变化，使祥山艺术馆从一个传统的、不那么合时宜的艺术馆走向了一个规范化的当代艺术馆。而本次展览也是祥山艺术馆重新出发迈向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一步。在此，也希望在往后大家继续支持祥山艺术馆的工作。感谢！
皮道坚
皮道坚：今天这个会是我10个月以来第一次参加学术研讨会，很多话想讲。首先说说段君这个展览的主题，我对这个主题的体会还是很深的。这个展览在当下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展览，它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角度切入来观察、思考中国当代艺术，从美术思潮到今天这一段历史，所谓“楚材晋用”这一批湖北的当代艺术家，为什么都离开了湖北？当时最优秀的湖北艺术家都离开了湖北，这里有体制的原因，有社会的、政治的方方面面的原因，这是中国当代艺术史非常值得研究的地方。这批人离开了湖北以后，当然参展还有李燎、葛宇路、江安这些非常年轻的艺术家，但是他们也是一脉相承下来。刚刚王老师发言的时候，谈到了当代艺术理论研究和批评写作，这个在中国当代艺术史里边都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段君这个展览非常有意义。孙老师刚才说到疫情过后的国际政治、国内的政治环境，当代艺术在当下的处境，这个时候有这样一个当代艺术出现，我认为应该进入后来的当代艺术史，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第二个，早上我专门来看展览，要从酒店走过来，走到文博宫，再到祥山艺术馆，然后是“楚材晋用”展览。这给我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就是穿越，这里面的建筑是宫廷的，里面是卖药的、卖假古董的，这种宫廷和市井、东方和西方、古典和当代，完全是一种混搭、一种穿越，尤其是看了展览以后。其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有质量的展览，从艺术家的选择，每个艺术家作品，当然也包括艺术馆建设。深圳总是做一些让我感到非常意外的事，这一次又给我一个意外，我觉得这个地方又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当代艺术的替代空间。如果这个空间在这样一个非常奇特的地方一直存在下去，我认为深圳又开了一个好头，当代艺术和市井这些东西并存混搭。
实际上几位老师的发言都提到了地域性和全球性的悖论关系。孙振华讲的很透彻，后面他也讲到了湖北的几个特点是从楚文化流传下来的，不管是最年长的还是最年轻的，我觉得都有楚文化的基因。楚文化我写过一本《楚艺术史》，有几年时间我对楚艺术还是有比较深入的接触。楚人的审美观照方式，不是静观的，它是流观的，所谓“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于四海之外”，“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而乃下”，可以上天、可以入地的一种“流观”审美观察方式。这不只在庄子哲学里边有，在屈原的楚辞里面也有。更重要的是楚人有一种非常达观的超越生死、视死如生的生命态度。因此，湖北艺术家和其他地区的艺术家有一些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他们想象丰富，思想上大无畏，一直按照自己的想象、自己的想法进行自由的表达，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下面我就讲讲第二个传统。湖北有一个好传统，就是批评家的理论思考和批评写作，与艺术家的创作实践是共生和互动的。在湖北一开始，也就是85美术思潮时期就有一本美术理论刊物《美术思潮》，它不仅对推动湖北的当代艺术，对推动全中国的当代艺术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今天段君这也是一种共生与互动，能够做这样一个展览，而且找到这样一个切入点。当代艺术现在是至暗时刻，我希望每一位参展艺术家坚持下去，当代艺术应该永远引领我们走向光明。
